经济简讯 2013年第二期

点击数:6079 时间:2013-03-29

国五条细则落地

国五条,是指在201322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的五项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的政策措施:(一)完善稳定房价工作责任制。各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和除拉萨外的省会城市要按照保持房价基本稳定的原则,制定并公布年度新建商品住房价格控制目标。建立健全稳定房价工作的考核问责制度。(二)坚决抑制投机投资性购房。严格执行商品住房限购措施,已实施限购措施的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和省会城市要在限购区域、限购住房类型、购房资格审查等方面,按统一要求完善限购措施。其他城市房价上涨过快的,省级政府应要求其及时采取限购等措施。严格实施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扩大个人住房房产税改革试点范围。(三)增加普通商品住房及用地供应。2013年住房用地供应总量原则上不低于过去五年平均实际供应量。加快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项目的供地、建设和上市,尽快形成有效供应。(四)加快保障性安居工程规划建设。全面落实2013年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基本建成470万套、新开工630万套的任务。配套设施要与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同步规划、同期建设、同时交付使用。完善并严格执行准入退出制度,确保公平分配。2013年底前,地级以上城市要把符合条件的外来务工人员纳入当地住房保障范围。(五)加强市场监管。加强商品房预售管理,严格执行商品房销售明码标价规定,强化企业信用管理,严肃查处中介机构违法违规行为。推进城镇个人住房信息系统建设,加强市场监测和信息发布管理。

 

国家总账本:今年安居工程与基础设施投入846亿元

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也提到近年在缩减财政赤字方面的成就,“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2009年的2.8%降到去年的1.5%,赤字率和债务负担率保持在安全水平。”2009年中央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却是2.2%2012年是1.5%。全国政协委员、上海财大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蒋洪解释称,“政府工作报告中指的财政赤字是指全国的财政赤字,2009年地方财政赤字小,中央财政赤字大;2012年地方赤字为0。”预算报告还显示,2013年中央公共财政基建投资安排4376亿元,其中保障性安居工程及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投入846亿,2012年中央公共财政基建投资安排4026亿元,其中保障性安居工程690亿元。2013年中央政府性基金收入3619.13亿元,较去年增长9.2%,值得注意的是从2013年起,贸促会收费收入从政府性基金预算退出,转入公共财政预算管理,故2013年其他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数“-1.22”亿元。中央政府性基金支出4400.15亿元,较去年增长31.2%,但其中文化事业建设费、森林植被恢复费、中央水利建设基金、三峡水库库区基金、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等支出均低于2012年预算执行数。

 

高端白酒泡沫破裂 贸易商亏本出货

2012年,在禁酒令推行、三公消费受限以及塑化剂事件等多重负面因素的影响下,白酒行业的高价泡沫逐渐破裂。以一瓶500ml 53度飞天茅台为例,在多方炒作的因素下,去年年初终端价格一度飙升至2300元,但年底价格却悄然降至1800元水平。在刚刚过去的春节消费旺季,高端白酒没有像往年一样涨价,反而量价齐跌,而此前囤货居奇的白酒贸易商也不再惜售,亏本出货。骏凯烟酒茶商行负责人张先生表示,目前不少贸易商宁可少亏也想尽快出掉手中的库存。“大家都看淡后市,不知道未来价格走向如何,但肯定不会涨。”他说。事实上,继中央政治局做出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有关规定后,中央军委又印发《中央军委加强自身作风建设十项规定》,各地政府也纷纷出台禁酒令,严禁在接待工作中安排豪华宴请、喝酒等讲排场的活动。再加上年中被曝光的白酒涉嫌添加塑化剂事件,全线白酒企业,白酒价格泡沫也随之爆破。尽管步入行业调整期,但白酒业内人士认为,中国白酒业不会停滞增长,只是从全行业的扩容式增长转向了挤压式增长,“腰部崛起”将成为白酒业未来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特征,区域龙头酒企如果能够抓住机遇,或将实现弯道超车。“白酒是一个很传统的行业,以政务消费和商务消费拉动为主,也有部分市场是靠大众消费者形成的,但是传统的白酒运作模式并没有充分考虑大众消费者的需求。”宋河酒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兼营销公司董事长王祎杨认为,白酒企业面对未来渠道的变革,必须要重新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思考。“随着消费群体,特别是80后群体消费习惯的改变,酒类电商的爆发性发展不容忽视。”陈学军认为,电商渠道将来一定会超越传统渠道,成为酒类销售的主要渠道之一。除此以外,自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成立以来,白酒证券化成为部分白酒品牌拓展全国渠道的新方式,继西凤酒国典凤香、景芝酒国标芝香和杜康酒祖杜康后,宋河酒业也将试水白酒证券化。

 

水环境质量标准

水环境质量标准,也称水质量标准,是指为保护人体健康和水的正常使用而对水体中污染物或其他物质的最高容许浓度所作的规定。按照水体类型,可分为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地下水环境质量标准和海水环境质量标准;按照水资源的用途,可分为生活饮用水水质标准、渔业用水水质标准、农业用水水质标准、娱乐用水水质标准、各种工业用水水质标准等;按照制定的权限,可分为国家水环境质量标准和地方水环境质量标准。

水环境质量标准是制定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根据,同时也是确定排污行为是否造成水体污染及是否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的根据。因此水污染防治法规定,国务院环境保护部门制定国家水环境质量标准。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对国家水环境质量标准中未规定的项目,制定地方补充标准,并报国务院环境保护部门备案。

 

中国国企应如何存在?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吴晓波

当今中国的国有企业集团,到底强大到了怎样的地步?可以看一组来自全国工商联和国资委的数据——截至2012年底,全国私营企业数量为1085.72万户, 注册资本31.1万亿元,实现营业收入20.1万亿,而归属于国资委的中央企业数量为120家,资产总额31.2万亿元,实现营业收入22.5万亿。“中央队”呈现出“以一敌十万”的强悍实力。在盈利能力上,央企的表现更是耀眼,仅五家国有银行的全年利润就超过1万亿元,相当于全国民营企业500强的净利润总和的两倍。

在中国历史乃至人类的当代经济史上,国有企业“以一敌十万”,其强盛之势可谓是前所未见的景象。今年初,103岁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出版《变革中国》一书,对中国崛起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改革计划”,但是他对国有经济模式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在这位制度经济学的奠基者看来,“由于可以取得垄断性的利润,国企不需要不断创新来满足消费者,没有了这样的压力,国企无意中剥夺了在市场竞争中不可或缺的学习机制。”

极端化的事实催生极端化的舆论。当今的国有经济改革命题已经被打上了浓烈的意识形态记号。不少人认定,只要有国有经济,就一定会有垄断,有垄断就一定会造成不公平的市场竞争和催生腐败的“权贵资本主义”,结论就是,中国要成为一个完全的市场经济国家,就必须让国有经济退出历史的舞台。

在我看来,非此即彼的“存废论”,事实上将国有企业的改革脸谱化、简单化。真实的问题是:国有企业应当如何存在?去年以来,提倡国企私有化的学者中有不少在当年均有建设性的改革建议,此次表现得非常激进,应该有各自的原因,或许是专业思想的改变,或许是想吸引眼球,或许是急躁所致。一般而言,国企改革的破局集中于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打破垄断,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是为自由化问题。即便是倡导宪政变革最积极的杨小凯教授,生前也并不主张国企的私营化改造“搞的太快、太早”,在他看来,“私有化涉及到产权的大的变动,短期内一般会使效率下降,所以应该慎重,而且应该掌握时机。但是自由化是可以提早搞的。这里讲的自由化不是指自由价格,而是实行自动注册制,让私人经营所有行业。”第二个层面是国有经济的治理及分配,如何管理及分享其庞大的利益所得。人们应该都记得,国有企业的管理体制改革是中国本轮改革开放的第一场战役,在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国中央政府就提出“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基于这一共识,国务院对大型国企率先实施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验。在整个1980年代,国有企业经营层与上级“婆婆”的关系、与政府的关系、与党组织的关系,企业内部厂长与书记“谁说了算”的讨论等等,无不围绕着管理制度的变革,进入1990年代,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更是在制度上将这一改革往前推进。然而,到今天,再来观察却会发现,强大的中央企业及省级大型企业越来越变成“政府型企业”,董事会制度形同虚设,央企的干部任命居然是由国资委及执政党的组织部联合宣布,企业创造的利润也绝大部分留存为部门利益,所谓“全民企业”实质已蜕变为“政府企业”及集团利益。因此,与其纠结于国有企业的“存废”,倒不如在本次“两会”上,认真地研究如何改进国企的现行管理制度,以及分享其利益所得,改革的任务可以被分解为三个方面:第一,“政、党、企三分开”,改变现有的国资委与党的组织部双重直接管理的模式,政府以出资人的身份行使权职,将企业决策、经营权还给董事会和管理层;第二,“全民企业全民分享”,将大部分国有企业的资本注入社保基金池,以转移支付的方式成为全社会的福利;第三,改变120家中央企业的权益分配模式,地方政府通过税收留成和利润分享的方式参与利益分配,同时将这部分所得定向投入于社会保障和公共设施的建设及维持。

早在1948年,在中国游历长达十六年之久的美国学者费正清完成了《美国与中国》一书,这是第一部以比较研究的办法、系统性地考察中国问题的作品,在这部成名作中,费正清用大量事实展示了中国问题的本土性,他用忐忑的心情写道,“中国可能选择的道路,各种事件必须流经的渠道,比我们能够轻易想象到的更窄。”国企改革的问题正如睿智而清醒的费正清所提示的,有“必须流经的渠道”,是一个技术性很强的“窄命题”。